警惕高校“点招”沦为集体腐败

　　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高校对教职工子女实行特殊录取，这是“拼爹”;一些校董花钱为子女“购买”招生名额，这是“拼钱”。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公平正义的肌体。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蔡荣生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受贿似乎是一种个人行为，“点招”似乎是一种个人腐败。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不是高校留出机动招生名额，如果不是高校无视教育部禁令暗地里搞“点招”，负责招生的“蔡荣生们”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受贿。实际情况是，“点招”的最大获利方恰恰是高校，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某重点高校的“点招”收费，每个名额高达100万元，“每年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并不算稀奇，这些钱都落入了高校的腰包。对此，学校领导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就是集体决策。正是这种集体腐败，给“蔡荣生们”个人腐败留下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仅是个人腐败的源头，而且可能成为个人腐败的“保护伞”。有例为证：两年多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就在网上撰文断言该校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早在2010年，网上就出现了大量举报蔡荣生的材料，指其利用自主招生收受贿赂。但是，腐败案件至今才被清算，这是为什么?

　　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因此，仅仅打击和惩处个人腐败是不够的。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这种丑恶的招生腐败。(晏扬)

　　“校董”为何成为高校特权阶层

　　“校董”的异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现之一，简单地说，这不是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来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这样成了“特权”阶层。

　　此前，教育部已明文禁止“点招”等违规做法，但一些高校依然我行我素，所以，有必要对高校招生进行清查，看看还有哪些学校在用“点招”、“预留机动名额”等办法，进行权钱交易。此外，捐钱成为“校董”，同时学校回报招生名额这种高校和社会资源“共享”的畸形模式，也需要反思。这种模式在很多高校还被认为是改革创新，可见一些高校的改革被各种利益因素严重异化。

　　我国高校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时，纷纷把成立校董会作为亮点，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谈到要成立校董会。学校成立董事会，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本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方式，但中国大学的董事会和国外具有学校管理、决策功能的董事会完全不同，只是一个“联谊会”或者说“资源共享平台”，社会人士成为校董，为的是为自己贴金，以及获得享有学校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的某些特权，并不是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监督学校办学，学校也并非真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而只是以“校董”头衔，吸引社会捐资。

　　真正有价值的学校董事会(理事会)，董事会中来自社会人士的“校董”，应该由社会人士选举产生，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办学。校董必须对选举其的社会力量负责、述职，这不能由捐钱而得来。捐钱买来的校董，从一开始就背离“校董”职责。我国高校近年来腐败不断，就因缺乏外部力量参与、监督所致，现在参与监督的外部力量，反而成为腐败的一部分。“校董”的异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现之一，简单地说，这不是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来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这样成了“特权”阶层。

　　我国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很多类似的异化，比如招生委员会，国外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是独立运行，不受行政制约的，而我国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则由校长牵头，这意味着赋予校长直接干预招生结果的权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会，最后也是由地方政府委派理事，官员理事占了半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就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力量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就对改革进行“自定义”，结果是，在国外学校办学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机制，被“引进”之后全部只有概念、形式，有的甚至成为贪腐的帮凶，利益输送的管道。

　　要避免教育改革异化，必须重建改革机制。改革的方案，应该由全体教师、学生参与讨论、制定，而不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会这么重大的事件，绝不能由行政主导，要避免行政官员与校董结成利益同盟，如此，校董会才能为学校办学注入正能量，而不是变成败坏学校风气的利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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