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虽担责任也享尊荣

　　这一轮的司法改革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实行司法责任制。形象地说，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法官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因为我们丢掉了‘靠山’‘拐杖’，办案要终身负责，出了问题也没法向上推。”上海市二中院刑一庭主审法官郭寅说。她从事审判工作20年，审理过林森浩投毒案等一审重大刑事案件。

　　上海市二中院刑一庭副庭长王智刚表示：“以前有些法官认为有庭长把关，就弄个初稿给你。我曾经改过一个判决书，花了7个小时，包括标点符号。现在合议庭自己签署判决书，就一定要更加仔细、更加认真、更加慎重。”

　　在深圳市检察院主任检察官付正权看来，办案责任制不单是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良药，还是抵制外界和地方干预办案的“挡箭牌”。采访中，一位法官告诉记者：“以前有一些案件，存在‘部门协调’，还有领导批示，办案法官难以抗拒。现在，我会理直气壮地说，这种协调会我们不方便参加了，我要对案件终身负责，大家都得按规矩办。”

　　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也在司法人员中产生不小的震动。根据上海试点方案，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任职满5年，符合条件可以选升法官、检察官。上级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应当从下级司法机关中择优遴选。

　　采访中一些法官、检察官表示，法官、检察官不必都去当行政领导，只要安心把案件办好办精，就可以获得晋升和选升，享受相应的职业待遇，这样非常有利于充实一线的办案力量，有利于法官、检察官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精英化。

　　深圳市盐田区法院80后主审法官黄晶晶告诉记者，这一改革不仅给法官安心工作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将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单独排序，让更多人认识到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提升了法官们的“职业尊荣感”。

　　如今，深圳检察官的收入较执法类公务员平均增长15%，并且差距还将逐年加大。深圳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邝肖华说：“增强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应当和检察官的工作量、责任风险以及职业尊荣感成正比。改革的成本，最终将转化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忧虑：如何保障公平和提升安全感

　　采访中，一些司法人员告诉记者，在司法改革中，年轻法官最担心按照行政级别、工作年限论资排辈。记者调查发现，在司法改革试点的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还有两大担忧和困惑。

　　首先是员额制下“案多人少”矛盾是否会凸显，员额制如何公平落实。

　　一些基层司法人员认为，员额制提高准入门槛，有利于司法人员向“优而精”发展，走职业化道路，但也可能加剧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一名试点地区的法官说：“案件集中在基层，现在的任务已经非常重了，如果法官人数减少，案件数量不变，基层法官怎么吃得消?长期加班工作不是长久之计。”

　　关于员额制，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陈宗桢认为，员额制中各类人员比例的设定标准应该根据案件数量、地区人口数量合理配置，否则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在员额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遴选出合格的法官、检察官也是不少司法人员经常与记者交流的话题。一些司法人员表示，当前一定要防止唯行政级别取人、简单论资排辈，使改革异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是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而员额制则是分类管理的关键。以法院为例，这一轮改革将把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在员额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素质过硬、专业精通的人员遴选出来，成为其中的关键。

　　“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程序，真正落实各项监督措施。”采访中不少法官表示，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同时也才能保证改革举措真正落实，改革的成效真正体现出来。

　　其次是如何有效提升司法人员的职业和人身安全感，进一步明确“错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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