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老年人失去最多得到最少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记者对罗家窑村村民的生活状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村外出打工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最多，泥瓦工、木工、涂料工、装潢工接近100人;从事汽车运输、机械作业的将近50人;在附近宾馆、超市、餐饮行业打工的有50人左右;打零工的有六七十人。

　　“打工经济”在罗家窑创造了不同的结局。用一些村民的话说：“有点能力的，搞一搞都富起来了。”

　　现任村支书童建文就是罗家窑村成功者的代表。在许多村民的记忆中，童建文家曾经是罗家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但现在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搅拌站，各种机械设备加起来价值几千万元，是全村最富的人之一。

　　1995年，28岁的童建文到省城武汉打工，给别人开车，混得最差的时候，连坐公交的钱都没有，不得不每天步行几公里去揽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开工程车的活，23天赚了2000多块钱。他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行当。凭着精明能干，童建文在工地学会了很多工程知识，从此走上了靠工程施工发家致富的道路。

　　在罗家窑村，每一位童建文这样的“乡村精英”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故事：程桂林夜晚到田里捉小动物，见过满沟的蛇“在开会”;夏和平7000块钱起步开小卖部，曾被大雪压塌，无处安身。但后来，他们都通过承接各类工程项目“先富起来”，抓住了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建设投入迅猛的时代机遇。

　　但并不是所有的奋斗者都能成为幸运儿。詹静文的家是一幢破旧的两层楼房，可以看出，这是一幢曾经代表了家庭实力的房子，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直没有整修而显得斑驳破旧。詹静文告诉记者，房子是1987年修建的，那时候他开货车跑运输，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后来，整个家庭的命运因为儿子的“怪病”发生了逆转。

　　儿子詹红生已经39岁了，患有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疾病，脚不能久站，手不能伸直，手指弯曲，不停颤抖，碗筷也端不稳。从12岁发病到现在，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能挣到儿子的药费钱。”年近七旬的詹静文仍然每天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动了，儿子谁来照顾。

　　失去土地的罗家窑村，已经形成“纺锤形”的村庄结构。“纺锤”的一端，是村里的“精英层”“富裕层”;“纺锤”的另一端，是相对困难的“低收入层”和“贫困层”;中间占大多数的是“打工层”。对老年人而言，连最常见的“打工经济”，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在城镇化中，罗家窑的老人们失去了最珍视的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

　　采访中，不少老人怀念起从前农场式的红砖瓦房时代，一排排整齐划一，邻里间鸡犬相闻。但是，他们知道：回不去了。“土地没有了，房子变了，生活也变了!城镇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村民孙楚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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