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是深入了解社会的科学。民族志与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一本民族志的生成就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和调查最终到文本创作和书写的过程，其生成的过程也是最能够体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关系的。)我们往往觉得其他学科都不能这样深入研究社会，所以对于人类学有点“迷信”，诸不知，这里恰恰是我们认知性别的一个“误区”。男性话语模式的遮蔽性效应同样反映在民族志的书写上。

　　Ardener认为，长期以来，一方面，多数的田野信息人是男性;另一方面，进行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学者要么是男性，要么是被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科话语体系训练而成的女性，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以男性视角表达的学术观点成了通用语，便于所有民族志学者的理解，因而这导致了更便于理解的男性话语体系的田野信息被更多地记录和书写。

　　现行中文里的男性话语是什么样的呢?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我们在田野工作时听见女性诉说的“我不懂的，他才懂!”，或是“我不知道这些大事，我只知道家里那点小事!”这样的话语里隐含的“自认无知”和对“事”的等级区分便是引用了父权话语的表达。在父权结构里，一来，各种话语会暗示公领域高于私领域;二来，公领域有男性隐喻，私领域有女性隐喻。话语性屏蔽指的就是“公私”及“男女”这双重界定同时出现同向倾斜，即，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屏蔽和挤压与对性别原型的服从同时出现。这时，女性的性别角色与私领域的低下状态产生共振，从而使父权话语里对相关事物的价值判断显得理所当然，从而结构性的屏蔽了女性对公领域事务认知的本原叙述。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但恰恰是这个涉及到文化的学科也在合法化 “被沉默”的性别失衡的逻辑。精英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学者作为“科学的代言人”这一身份掩盖了很多理论或对理论的解读的“伪真理”性。而这些“伪理论”再继而成为了社会大众的认知基础，从而导致了不断的误会。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为继的一个基础性结构，也是人类社会诸多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这个结构是跨越各阶层的。如果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工作不触及类似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就会在一个隐蔽的层面上复制并延续。如果我们希望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超越一般性的性别的认知，着力于发掘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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