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权益保障、企业扩张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配备、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专家分析，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高流失率。
为了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情况，浙江一些地方和企业纷纷寻找对策。如在号称“童装之城”的湖州织里镇，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返乡的工人派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给拜年。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也从1200元涨到了1400元。与此同时，浙江省劳动保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农民工权益。全年共为24.8万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工资2.3亿元，督促补缴社会保险费48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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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重庆三峡库区的一个小山村，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熊德明向前来走访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出了家里的困难，她爱人有2000多元钱的工资被拖欠一年，影响了娃儿们交学费……听完熊德明的讲述，温家宝为她讨回了工钱。总理为农民讨工钱全面“吹响”了向困扰农民工多年的“顽疾”宣战的号角，紧随其后的是全国各地掀起的“讨薪风暴”，农民工的权益开始得到有效保护，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6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了“两为主”的要求，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负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明确要求流入地政府制定义务教育收费标准时，对农民工子女要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创造条件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
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4年12月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比较系统地明确了农民工的平等就业、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子女接受教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上海、杭州、苏州、深圳等市通过完善农民工相关政策，依法严格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侵犯农民工权益现象的发生。
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同年9月，原劳动保障部等9个单位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认真调查掌握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推进建立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4年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取消农业税，这一惠农政策，直接带动了农民耕田种地的积极性。一位在海口打工的农民叶先生说，取消农业税可谓盼望已久，取消农业税将给农民带来干劲，给农民发展带来后劲，将会为农民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良好机遇。叶先生准备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涯，回乡把荒废多年的田地重新翻种起来。据了解，像叶先生这样决定回乡种田的农民还大有人在，取消农业税后，出现了大量往年开春就外出务工的农民留家种地的情况，吸引了部分在城市经常“吃不饱”、岗位低薪的农民工返乡种田，从而出现了局部企业用工紧缺的现象。
材料4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背景下，制造业，尤其是沿海地区大量“三来一补”外资型加工企业，成为转型升级的先行者，企业升级对企业用工提出了新要求。短期内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急剧增加，我国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2006年至2007年间出现的技工短缺，成为产业升级转型时期企业用工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在制造业发达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2007年春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有企业在无锡市劳动力市场登记需要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已经达到4.8：1，中级工与初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分别为1.5：1和1.7：1，对深圳等城市306家企业的调查表明，有128家企业急需招聘技术工人，而应聘人员中符合企业招聘条件的则相当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