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关对策
第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内需的一大源泉。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总的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国际上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是潜力所在。推动解决这种“双二元结构”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矛盾，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第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又一源泉。要进一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尤其是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持力度。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城镇化滞后。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引导要素合理集聚、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约利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坚持分类指导、有保有控。对西部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严格节能环保、确保质量安全、科学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政策。
第三，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未来发展有很大空间。相对来说，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应该说，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实体经济，同样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科技创新重要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需要发展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国家“十二五” 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五年提高4个百分点，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实现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华图网校名师精彩评论】
1、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民生连着内需、连着发展、连着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000美元，人民群众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求日益增长，民生领域巨大的内需潜力会持续加快释放。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结构调整，是转方式的应有之义。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2、在稳中求进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建设，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要合理划分“基本”与“非基本”的范围。我们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大致可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两个部分。从我国情况看，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公共文化、基本环境质量以及公共安全等服务类别，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这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公益性较强，政府担负着义不容辞的主体责任。非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多层次、多样化发展需求的服务类别。如按比例划分，多数人的需求主要依靠市场提供，还可以通过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支持和引导社会互助来提供。这既能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社会领域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又能使政府腾出财力、集中精力，更好地履行保基本的职责。需要强调的是，基本与非基本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保障能力的提高，合理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调整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