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9年3月29日，四川省第十届高级人才交流会在成都小南街99号省人才交流中心举行。会上，有关单位提供了年薪在5万元以上的企业、高校职位上千个。成都一家IT公司招聘界面设计师，要求工作经验最少4年，学历为本科以上。另外一家煤炭产业集团招聘矿长，年薪为20—40万元。其开出的条件是，所录人员必须“懂技术，会管理，创效益。”但就现场报名的情况看，“达到要求的不多，他们最缺乏的是专业知识。”该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说。针对这种情况，新华社以《打破大学生就业“经验”瓶颈》为题。发表了这样的评论：“用人单位招聘人员，要求‘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可以理解，因为可以降低用人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但是，“用人单位过分强调工作经验，对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既不公平，还可能影响在校学生的学业。”“高校应当通过调整专业、课程设置，使教学尽可能地与社会需求接轨，同时重视扩招后的学生实习问题。”
（5）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女大学毕业生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在“两会”期间，大连医科大学校长提交了一份《关于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提案》。提案中说，2007年大连13所高校745名女大学生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遇到了“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受歧视者占毕业女生总数的47.8％。这些女大学生就业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一）机会上的不平等，即一些用人单位打着单位“女性比例比较高”、“工作岗位需要适应长期出差的员工”等幌子，把女大学生拒之门外；（二）标准上的不平等，即有些用人单位对男生和女生实行双重标准，故意提高女生的录用标准，把女生排挤出去；（三）薪酬上的不平等，即有些用人单位让女博士生拿男硕士生的工资，让女硕士生拿男本科生的工资等等；（四）权益上的不平等，如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还有的单位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孩子；（五）行业上的不平等，如有的用人单位认为只有教育、卫生、人文服务等行业和领域才适合女性等等。
（6）面对大学生就业艰难的“瓶颈”，持续多年的高校大力扩招受到了广泛而强烈的攻击。中国高校的扩招始于1999年。当时，有关部门为了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决定将过去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于是开始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就专科生而言，1998年全国招生为115万，而 1999年却招了145万，净增30万。到了2003年，专科毕业生净增 67万。而就研究生招生看，2003年为本科扩招后的第一个就业高峰年，为了缓解本科生的就业压力，国家决定研究生扩招35％。2004年，国家决定再扩招22％。到了2005年，我国在校研究生人数已超过100万。2009年，为了缓解本科生的就业压力，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又有所增加，达到475000人。这种扩招，让许多高校实现了“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梦想，同时也使研究生的质量严重下滑，研究生在社会上迅速贬值。
对于扩招可能给就业带来压力，2003年就有专家建议高校放慢扩招步伐，注重培养质量，开设学生就业指导课。可是，几乎没有任何高校接受建议，不但继续扩招，而且盲目跟风，开设了一大批听上去时髦，却不需要太多硬件设施的专业。一些专科学校更是借势专开本，更改校名招揽生源。
然而，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洞察到了高校扩招给学生就业带来的压力。早在2006年5月10日，温家宝总理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根据高校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财力，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有利于集中精力，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有利于逐步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相关部门也曾意识到盲目扩招会给学生就业带来很大压力，于是责令各高校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并规定学生的就业率要与当年的招生计划挂钩。为了完成规定的就业率，各高校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有的高校要求毕业生必须拿就业协议来换毕业证；有的高校要求导师解决研究生的就业问题；还有的高校出面与企业签订学生就业的假聘用合同……经过各种各样的权力运作之后，在中国的教育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大学生就业越困难，高校公布的就业率越高。这种就业率反就业难而行的怪现象已经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了。所以，温家宝总理2009年3月13日在答日本记者问时严厉指出：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生计，还“关系他们的尊严”，各级政府要百倍重视，“不可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