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如高标准的食品药品安全系数，无疑意味着企业需投入相对较高的运营和管控成本，而要消化运营和管理成本的上升，单纯要求企业顾全大局压缩利润将容易致使企业因无利可图而退出，导致供给冲击，从而恶化通胀;而企业提高价格则既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又受到临时价格管制限制而难以自如。殊不知，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要素资源价格和交易成本上升，使目前通胀压力高企;而监管层为实现保增长与遏通胀之平衡，倾向于采取临时价格管制政策，从而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

　　鉴于此，尽管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使居民为规避风险而对价格不那么敏感，但通过价格信号提升食安水平并不畅通，最终市场不得不自发转向竞次博弈，即企业为降成本保利润，而倾向于选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之低质量供给模式，同时政府也在供给冲击、通胀压力与保增长的权衡下，通过变相压低国标等手段默许企业这样做。是为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跨国公司标准歧视以及部分专家摒弃学术和道德良知为企业竞次背书之深层原因。

　　由此可见，当前不彻底舍弃经济粗放模式，即便上调国标和允许消费者参与国标制定，最终也将以质检监管被俘获之问题后移呈现，如最近媒体揭秘部分质检部门以出钱多寡决定企业产品合格率，就充分反映了监管被俘获和高标准国标形同虚设之风险。

　　要有效贯彻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绝不靠牺牲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需反思经济不转型之幻觉，应不惜以摒弃保增长之魄力，致力于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掘经济内生型增长潜质，理顺市场价格秩序，使消费者的健康诉求真正成为市场良序竞争的价格信号，并实现经济增长不以牺牲人民健康为代价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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