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做。”他告诉记者，“医生们和中介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试药者群体来讲，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书》。“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说，“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

　　“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付出真的匹配吗?”

　　“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知情者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支付给受试者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

　　但在中国新药临床试验的利益链上，药品企业掏出的大笔临床试验费用，四分之一会支付给CRO，剩下四分之三则要支付给医院。支付给医院的费用，除了医院收取的部分，下发到具体科室后科室会扣掉一部分(主任也会留下一定比例)，剩下的便是支付给研究者的费用、受试者的检查费以及部分受试者的补偿费。

　　没有尊严 试药者感觉很矛盾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的新闻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大家都有这个观念，没有尊严，和那些卖血的一样，在出卖自己。”肖周很矛盾，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有时又觉得试药者在出卖自己。

　　他也会像有的受试者一样，在体检中作弊，蒙混过关，并且不介意和别人侃侃而谈作弊的“招数”。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有种不能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现在，他从一个默默无闻者，走到聚光灯下，“就是要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希望医生首先避免对受试者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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