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高度42.3米，全球最高妈祖圣像于2012年9月28日落成，作为第六届天津妈祖文化旅游界的重要活动，2500余名游客和表演家以鼓乐、舞蹈等传统民俗方式，向这位和谐女神致敬。一条从水中央建起的6.5公里长的通道将来自港澳台的游客带到了妈祖圣像面前。他们虔诚地站立在圣像下，见证着这座妈祖圣像的落成。

　　从台湾赶来的某女士说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坐落在海上的妈祖圣像。妈祖圣像的落成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妈祖信仰的盛行，还在于她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她的亲和力更是别的神灵无法比拟的。如今，海外还有游子没有归家，他们还需要神灵护佑，还需要妈祖守望。那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

　　5、平阳鹤溪百年缸窑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而且还曾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去年，平阳县公布了第一批县级历史文化村镇，鹤溪因缸窑而榜上有名。

　　早在上周时期，浙南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制陶技术。这一点可以从平阳龙山头石棚墓中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陶片得到证明。瑞安的陶山瓷窑、泰顺大安陶窑等，均凸显了温州地区生产陶瓷历史的悠久、分布的广泛，平阳则以鹤溪缸窑的创建时间为最早，历史也最富传奇色彩。

　　据《平阳县志》记载，明万历47年(1619年)，鲁通、鲁明等人利用腾蛟凤巢的油脂陶土，在后庄村建窑烧制陶器。后逐渐兴盛，发展到18座窑，后庄村亦改名为缸窑村。1940年，当地人谢伯和出自创办缸窑陶瓷厂。次年，群众集资4300银元，创办缸窑陶器运销合作社，共有社员72人，年产陶器5万只。1946年，在化学专家苏步青先生的帮助下，开始生产化学工业用的耐酸坛，产品远销南京、上海等地，深受用户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指套工艺得到迅猛发展。1954年，由苏增财、谢如观等人带头成立了凤巢陶器生产合作小组;1957年扩大为生产合作社;1959年升格为平阳耐酸器材厂，属地方国营性质，职工增到300多人，并新建倒焰窑1座。开始采用机械化生产，这是缸窑烧陶工业的全盛时期，其产品畅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964年，我国为支援阿尔巴尼亚修建炼焦炉，需要一批质量上乘的缸砖，而在国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货源。后来，经有关部门推荐，他们找到了缸窑。

　　于是，生产缸砖的重任就由缸窑耐酸器材厂承担。在上海援外部门的指导下，工人日夜奋战，缸砖试产成功。后送上海鉴定，质量完全合格。缸砖的试产成功，不仅解决了我国的援外任务，而且也同时解决了上海焦化厂无缸砖的后顾之忧。这一辉煌时刻永久载入史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缸窑烧陶在浙南地区有一定的影响，瑞安等地纷纷派人前往学习，同时缸窑也有不少烧陶师傅到周边地区传授技艺，帮他们建厂烧窑。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需求旺盛，缸窑曾一度空前繁荣，除满足温州各地日常生活所需外，产品还销往台州、丽水和福建等地。此后，由于刚要生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又恢复了私人作坊方式，便逐步走向衰落，但至今仍顽强地生存着。

　　鹤溪镇缸窑村位于平阳县西北部，距县城18公里，属半山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境内有大溪流经。缸窑就坐落于缸窑山西麓，这里背山面水，风光秀丽，陶土资源丰富。烧陶必备的水、柴、土三个条件在这一应俱全，难怪缸窑村的先祖不远千里从闽南迁徙于此建窑烧缸。缸窑整个布局错落有致、依山就势。总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共有三间单层简易砖木结构陶瓷作坊，每间作坊大概有17间房子。解放初期，缸窑共有4条完整的窑床，现尚保留2座，每座窑床长约30米，最多一个窑一次可烧500个左右器物。据缸窑传承人之一的谢孝夏先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间，缸窑手工艺人达百余人，然后逐年减少，现今只剩8人。这些还在以传统工艺制陶的工人，或许是这座百年缸窑的最后守护人了。

　　鹤溪缸窑作为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原始陶瓷作坊，是浙南山区传统民间手工艺的缩影。它的保留为研究浙南地区陶瓷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6、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赴宁夏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作家F来到了宁夏，在雄浑的贺兰山前，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岩画激荡着他的情绪。F看完贺兰山岩画，内心颇有感触，他特意为此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逝去的无形无迹的光阴正镌刻在一幅幅粗朴的岩画中，F说：“原古先民以默默地文化符合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情感，对观者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

　　贺兰县的皮影戏也令他感慨。他认为，贺兰皮影戏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古迹”要素保持得非常好，表演皮影的民间艺人张进绪有优秀的禀赋，声情并茂，其家族式的传承则保证了皮影戏的架构完整。道具乐器等“老家快”也仍保存着，但难的，政府应把贺兰县的皮影戏当宝贝保护。

　　谈到宁夏的文化发展和保护，F认为，经过深厚积淀的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都是本地独有的文化优势。从这点来说，保护文化是第一位，不善子孙后代还没有了解。独有的文化已经消失了，保护文化必须投入资金，宁夏文化首先考虑的是做精做细，只有文化做精，才有强大的可能。

　　作家F被人誉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人”，对此，F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F认为，物欲横流更容易导致精神被轻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受着精神价值的淡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坚守民族的特性，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显得尤为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保护其本身蕴含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要保护、抢救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神。如果我们不抢救自己文化的神，那么我们玩来玩去都是玩洋人的神，就没自己的神了。”

　　F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困难，但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初期的困难是你的声音没有反响，想在空气里呐喊，没人回应，现在好了，上上下下都有了反响。但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又被政绩化，表现出来往往是在“申遗”之前报下功夫，“申遗”一旦成功反而不用了。因为不少地方喜欢做面子上的，能够很快出效果的事情，而“申遗”以后日常的保护与政绩“解钩”。实际上文化遗产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F提出了两个观念，第一是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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