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高发、频发、连片、且越来越严重的雾霾,使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漫天的雾霾,让不少人感受到了一种无力的焦虑和无解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去消除。这种“雾锁霾困”之下的无力感使上上下下痛定思痛,高层重视、公众呼吁和随时可能再来的雾霾的倒逼下,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雾霾,有的着力治标,有的着力治本。

　　中国很多问题的“解”都是这么被现实“逼”出来的,看得见、躲不了、无人能幸免的雾霾迫使政府将“治理”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比如辽宁开出了“雾霾罚单”, 对雾霾严重的城市开出罚单,以罚促改;北京将开展人工消减雾霾试验,用人工降雨等物理方法消雾;石家庄治雾霾一天拆除18家水泥企业,据称将减少大约64 个火车皮的粉尘排放;雾霾较严重的省份河北省明确表示,要削减近三分之一钢铁产能来治理大气污染。同时,专家也建言献策,提出发展核电可解决雾霾。

　　政府的这种重视是解决雾霾问题不可或缺的动力,中国的问题多是老大难的问题,老大重视就不难了;政府不当回事,就永远别把承诺当回事。但有时候 “太重视”也容易引发新的问题,就是会在长官意志和政绩驱动下变成一种大跃进运动,当权力意志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时,很容易“用力过猛”,“领导高度重视”的官僚机器一旦启动就根本停不住,反常识反理性地走向另一种极端。都想毕其功于一役,都想在举国关注下通过“创造性的治理方式”秀一把,把治理雾霾当成了一种短期内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恨不能一夜之间唤回蓝天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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