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立项依据不统一、计费方式混乱的现状，还让这项收费产生了法理性困局。没有一定之规的收费，一定会被一些征费者加以利用，异化为不当寻租的通道。从历史阶段看，社会抚养费的设立有其合理性，但无序征收和混乱管理，会使其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大于正面效应。人们会怀疑，社会抚养费是否成了 “抚养”地方财源的借口，而其他罚款是否成了“抚养”计生部门的需要。这种疑虑，伤及的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甚至是计生政策本身。

　　韩志鹏将申请要求广州区级政府公布社会抚养费数据。强调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是纠正计生部门执法行为偏差的重要一步。但是，寄附于社会抚养费和其他罚款上的不当利益，并非一个数据公开就可清除。罚款很刚性，管理罚款的柔性机制也须改变，这涉及社会管理的思路改变问题。还要看到，人口政策需要随着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化而调适。在人口红利趋于衰竭，劳动人口抚养压力加重的今天，如何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思路，需要顶层设计。让计生政策起到“抚养”社会的作用，不能只靠韩志鹏一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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