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这个解释，社会抚养费所指的占用“公共资源”应当是指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失业救济等等社会福利，可以推论的是，富人恰恰是较少使用这些公共资源的阶层，富人动辄上收费不菲的私立贵族学校，富人也比穷人更看得起病，富二代失业了还有富爸爸扛着。无论从成本核算的纯经济角度，还是从法理角度来看，富人缴纳天价社会抚养费都缺乏正当性。

　　那么，有人也许会说，这就是社会福利的“劫富济贫”，补贴的是全社会超生人口所占的社会资源，而不仅仅指富人自己，这又遇到一个问题：贫困地区超生罚款照样在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农村地区计生工作的粗暴和纠纷更是时有发生。

　　由此可见，针对富人的天价“社会抚养费”显得非常尴尬，经不起从法治角度的法理拷问，也缺乏经济学依据，可以说是一项地道的土政策，持续征收下去只会强化这样一种社会印象：政府在巧立罚款名目，对富人阶层不友好和不公平。政府是否值得为了这样一项收入而损害自己的社会治理合法性、驱使更多富人阶层移民?

　　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关于是否征房产税已展开了持续而卓有成效的全民讨论，迄今没有全面推行，而是保持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审慎。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及其附带的系列管理办法明显诞生于社会治理水平较低的阶段。那个时候，全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没有今天这么便利，关门决策及其后遗症正在显现当中。今天的决策者应当勇于承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着手修正计划生育系列政策和管理办法，使其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当下的社会治理文明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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