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

　　苏颖所居住的小区的一边是别墅区，另一边是还未拆迁完工的村庄。据苏颖介绍，自从他们搬进来时，那个村子已经就是现在废墟的样子了，至今已经两年。“听说，里面还住着几户拒绝拆迁的‘钉子户’”。

　　黄慧茹的担心来自于对未来的设想。“我俩现在的收入，过得挺滋润。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估计就不行了。有孩子以后，还是要搬到更接近城中心的地方。”黄慧茹说。

　　不过，她也相信，之所以小区周边还很冷清，就是因为人还不够多，导致“像一座‘孤岛’”。

　　居住在回龙观附近的董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7年至今，她居住在回龙观，清晰地看着这个大社区的“成长”：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了，新小区起来了3个，医院由二甲升级为三甲，公交线也增多了几条，还有专门从各个小区到地铁的公交短线开通。周围的基础设施在一点点的发生着改变，越来越便于人们生活。

　　见证“过渡”时期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位于北京城区东北角的望京也是城市规划扩展的典型案例。

　　20世纪90年代，望京地区由“麦田上的城市”变为了以居住了二三十万人的“睡城”，交通、商业配套却跟不上。此后，“睡城”渐渐吸引了各大超市、商场、公司的进入，城区被进一步规划发展，形成现在的国际事务、国际商务和社交功能兼具的综合型区域。

　　“这些年来，北京城市人口的重心在逐渐外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教授认为，城市规模在扩大，中心城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北京市主动发展新区、疏解中心城功能，产业和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等都在向外扩散。

　　此外，这些年北京的新增住宅更多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发展新区(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5个区和亦庄开发区)。

　　“这一变化对城市拓展区、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人走到哪，相应的服务设施要配套到哪。”段成荣建议，大量的人口迁移、聚集后，教育、卫生，包括日常生活的商业服务等配套能力，必须迅速跟上。

　　然而，对于不同的城市而言，“跟上”的速度也有不同。不仅如此，在一些“村中城”，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2013年年底，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美利新世界小区的一些业主就曾投诉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2011年，开发商曾向业主表示，对面的垃圾处理厂会搬迁，但是业主近期从政府部门了解到垃圾处理厂是环保规划用地，不会搬迁。

　　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有媒体总结，关于开发商不兑现广告承诺的案例多发生在城市新开发地带，属于原来的城郊，周边就医、就学、交通都不够方便。而楼盘业主一般都是30多岁的新近购房者，外地户口者居多。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大多受过高等的教育，我们小区里的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比较强，有事就会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也都会很快地作出处理。”黄慧茹对自己购买的房子很有信心。“未来(首都)第二机场落地后，小区旁边的南中轴路扩建，这边交通会非常方便，也会很快发展起来。”

　　黄慧茹向记者叙述着她所设想的未来：“过十年，或者用不了十年，我们肯定能换一套离地铁近一些的房子。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卖这套房子，直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在黄慧茹看来，这套房子只是一个“过渡”。

　　住在“村中城”里的大都是异乡人，他们中不少人也曾想过回老家，或是去其他城市。

　　苏颖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处处对我都有限制。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回老家嘛，在那个小县城，连本地的招聘网站都没有，我也只是普通家庭，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去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压力也是同样的大……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留下。”

　　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

　　“公司附近再华丽都只是我上班的地方。”苏颖略带幸福感地说，“我们家附近有农庄和稻田，夏天的时候，回到家附近，我的心情会很好。下了地铁，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玉米地里的牛粪味。你会觉得，到了你熟悉的地方。”

　　现在的苏颖，只是期望着能换一份离家近一些，压力小一些，上下班准时的工作，“即使薪水少一些也没关系。我准备要孩子了。”关于更远的未来，苏颖并不愿意多想。

　　黄慧茹夫妇则有些不同。

　　“我们所想象的未来，是健康、自由的生活，有事业，也有家庭。压力比较小，可以享受生活。”这是黄慧茹夫妇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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