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上世纪20年代，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股市也是一片繁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1年6月的60余点开始反弹，1929年9月最高涨至376点。此后，10月23日，道琼斯指数大跌6.3%，28日和29日更是分别暴跌13.5%和11.7%。到1929年年底股指已跌至248点。虽然1930年前三月股指大幅反弹，终难改大势，1932年7月最低跌至42点。

　　任泽平说，由于奉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没有在股市暴跌时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虽然在“股灾”后，美国开始反思股市崩溃的原因，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市场。但这些政策偏向于长期效应，对于市场的短期失血和崩溃作用不大，此后进入漫长熊市。“股灾”前，因为银行对证券投资提供了大量的信贷支持，股市暴跌使得抵押品迅速缩水，很多银行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使得银行对于贷款的审核趋严，造成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贷款需求不能满足，企业陷入困境或者破产造成更多的银行坏账，形成信贷收缩的负向循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工业生产指数迅速下滑。

　　反观1987年，任泽平说，为了稳定市场，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汲取1929年的教训，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干预市场;因为措施得力，市场恐慌情绪得以缓解，股市很快开始震荡上升，并在2年后回到1987年的高点。美国次贷危机中，美股大幅下跌，9月—12月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下跌31.2%。联邦政府在危机之始就介入救助，市场恐慌情绪缓解，美股2009年3月起触底反弹。“从效果看，危机蔓延低于预期、美国经济快速恢复。”

　　市场失灵时，政府不能放任市场情绪恶化，应以强有力手段提振市场信心

　　任泽平认为，股票市场有自身涨跌规律。杠杆工具会放大波动。如果“股灾”发在经济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且调整较浅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资金面的支撑;但是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复力较弱且调整较深。

　　诸建芳说，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绝不能放任市场情绪的恶化，导致市场利益与政府效用的双输，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提振市场信心。从国际经验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起因之一即是政府认为股市能自我修复、不应过多干涉;而近些年，在吸取了相关经验教训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央行都曾出手买入股票和释放信贷以扭转股市的暴跌;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意识到市场不再是完美无缺。因此，在危机时刻政府救市，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理论上的新进展。

　　“同时，金融风险还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救市举措的出手须果断、及时。如果市场从融资和交易功能弱化，进一步恶化到金融机构倒闭或遭遇挤兑时再出手挽救，那政府支付的成本、市场遭受的损失很可能会被指数级放大。”诸建芳表示。

　　任泽平强调，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股票市场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之一，因此需要政府逆周期调节。

　　有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市场会对市场自我运行机制产生干扰。对此，杨成长表示，如果在干预过程中，突出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让金融机构积极自救，各自承担和化解风险，并有效进行投资者预期的管理，就不会对市场运行机制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从各国经验和教训看，稳住市场只是第一步，此后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管体制的完善。”

　　任泽平介绍，美国次贷危机过后，就再次对监管体制进行改革。2010年6月，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和全面的金融监管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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