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义乌部分公务员摇身一变当“农民”，系典型的新的腐败行为，它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人为扩大贫富差距，直接构成了权力对广大农民利益的又一项剥夺。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行“农地新政”至今，农民宅基地流转尚未及在面上铺开，但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的公务员却已提前动起了歪脑筋。
新华社“新华视点”前天揭露，因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闻名（得福）的浙江义乌市，在“农地新政”出台后，已有94名公务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悄悄把本人的户口迁到了义乌农村。加上早几年通过同样手段迁户口的公务员，在义乌全市4000余名在职公务员中，共有229名公务员成为既吃皇粮又“骗吃农民”的“两栖公务员”。这个比例已非常吓人，若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一新的“腐败变种”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端着“金饭碗”，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还不知足，非得想方设法再弄个“农民”的身份，决非这类公务员情系广大农民，渴望为化解“三农”困境使一份力，而是冲着乡村城（市）镇化以及农民宅基地市场化必然产生的巨大获利而“赶早”。
据义乌市纪委官员坦言，该市公务员一旦骗取到“农民”身份，就可按政策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在义乌农村，宅基地流转已开始试点，目前的流转市价是每平方米2万元。假如某个“假农民”把108平方米的宅基地“流转”了，转眼就可骗取实为非法但很难被依法追缴的灰色收入达216万元。这笔钱在某些公务员眼里也许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在年薪上万元的农民工眼里，做几世人也未必赚得来。
还有，义乌之发达在于以商兴市。假如假冒“农民”的公务员们把骗取的百余平方米宅基地用于盖私房，按当地政策可盖四层半的楼房。该楼房盖成后，用于商业出租或被外地商户常年包租开办事处，年租金同样非常可观。这意味着该公务员冠冕堂皇当上了新时代的“楼主”。
其次，义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非常发达，早些年，村级集体组织又全面实现了股份制产权改革，农民不分老幼，不分是否外出打工，都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人股东，每年可拿着股权证享有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红利。当公务员摇身成为村民中的一员，他（她）也就摇身拥有了股东身份，同样可心安理得地侵占真正农民的年底分红款。
众所周知，农地管理受指标限制，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红利，每年也是一个“定数”，就如一块大小已固定的蛋糕，当本不该分食的公务员们也挤进来分食时，真正该依法分食的农民，其利益就遭到了公务员们实质性蚕食。
义乌部分公务员摇身一变当“农民”，其性质非常恶劣，系典型的新的腐败行为，它一方面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人为扩大着贫富差距，还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努力抹了黑；另一方面，它直接构成了权力对广大农民利益的又一项剥夺，导致利益受损的农民对党和政府产生新的怨恨。
允许有条件的地方以稳妥和适度为前提，谨慎地推进宅基地市场化流转，系去年中央“农地新政”所开的一个政策口子。然而，关注农村土地制度的读者应当还记得，去年的“农地新政”并未得到舆论的充分肯定。相反，拥有各类话语权的部分学者和新闻评论作者，普遍批评“农地新政”过于保守。其中，比较极端的学者和论者，则公开抨击“农地新政”无非是“新瓶装旧酒”。这些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不顾现实国情，从骨子里主张农地私有化，“农地新政”令他们失望故而群起抨击之；另一类则是脱离现实社会，对农村社会和现有农地制度一知半解，甚至连求个“半解”都十分不情愿、价值判断过于理想化、自以为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时论家。
真实的现状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乃基本国情，农地乃保障13亿民众不饿肚子、以确保社会基本稳定的最后防线。面对早就虎视耽耽盼着中国农地私有化的大量国内外资本，中国农村根本就经受不起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所谓“二次土改”。
现实从来比理想要残酷十倍百倍甚至于千倍万倍。义乌的“假农民”事件再次警示整个社会——还没涉及基本农田和农民口粮田流转那——仅仅在宅基地上开了个小口子，剥夺农民的新腐败就立马形成了一股势头，若农村土地可自由买卖，还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场景。
请明事理的人们切记，以现有《宪法》为原则，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制框架下，坚决捍卫现行的农地制度保持基本稳定，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言路已相当开放，价值判断也尽可多元，但党和政府必须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担当，具体到对农村土地的担当，笔者眼里，去年颁行的“农地新政”基本坚守住了这份担当。
以笔者所见所闻，公务员争相当“农民”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化进展较快地区已呈公开的秘密。义乌市的这股歪风已经得到初步纠正，其他地区呢？譬如上海郊区是否也存在这类腐败现象？希望有关部门闻风而动、决不手软，此腐败一旦蔓延开来，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很有可能刚起步就被歪和尚们偷梁换柱弄成不可收场……（作者系独立财经分析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