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开展的禁烟活动中，全区正科级干部纷纷主动承诺“一个月内完全戒烟”。但随着时间推移，个别干部躲着领导偶尔抽一根烟的现象时有发生。8月10日，东坡区有关领导签发了一份新的禁烟自查文件，并且拟规定：凡承诺戒烟的正科级干部，如没有戒烟，需要戒了烟，再上班！(《华西都市报》8月11日)
如果鲁迅是现在的公务员？
虽然现行的《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第(四)项有这样的规定，公务员的条件之一就是需要具有良好的品行———这似乎可以勉强看做是眉山市东坡区出台上述规定的法律依据。但问题是：一个没有戒烟———但从不在公共场合吸烟的公务员，我们是不能界定其不具有良好品行的，否则，我们该如何看待烟不离手的鲁迅？
政府的权力是有界限的，这一点不应该有争议。政府的权力界限如何确定？从自然法或法理来讲，应该以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界来确定。而吸烟尽管有害健康，但只要不在公共场合吸，毕竟是私人事务，公权力就无权干涉，就不应将戒烟视为公务员是否可以上班的依据。
其实，一个良性的公权运行机制，既不容许个人利益进入公权，也不容许公权侵占私人空间，更不允许将公务空间与私人空间混同。这一点，即使对于公务员而言，也是成立的。公权必须对私权常怀敬畏之心，公权必须在私权面前止步。而戒烟与否，绝对是私权利行为，公权力可以通过合乎法律程序的渠道，来推广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但不能干涉一个人是否戒烟，就算这个人是为政府工作也不行。政府的权力为维护公共秩序而存在，其界限就在于明确公权与私权之分。 □安隅
“戒烟令”又让公务员尝“土政策”的味道
分析一些“土政策”，往往能够令人发笑。比如周六加班的理由是为老百姓办事，但到底哪些部门需要周末加班，要多少人员才合适，均没有做调查，就一刀切命令所有人员一律到岗。而杭州市萧山区新公路才交付使用半月就砸掉重建，导致数百万元改造费用打水漂，直接原因是“杭州市相关部门来鸿达路视察，认为该道路会影响杭州的整体形象”。这就带来一系列的疑问，影响形象是如何认定的？是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还是经过了严密的论证？由此可以看出，发布行政命令是多么随意。
事实上，太多行政决策没有法规本该具有的严肃性，城市规划往往是跟随领导换届而更新。城市建设不仅对历史街区进行拆迁，还要废除前任领导的规划，甚至任内也任意修改，于是此类新闻层出不穷：武汉高档小区刚建5年被迫拆迁，江苏泰兴市政府公告拆迁刚建两年的新小区，福建祥坂小学斥资1500万元建造完工即面临拆迁……
未经充分调查和严密论证就随意发布或终止的行政命令，涉嫌侵犯公务员阶层利益的少之又少，就已让公务员们叫苦连天。这证实了一个常识：法律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手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也不例外，如果行政命令可以恣意践踏法律尊严，那么“土政策”也会伤及公务员队伍自身。公务员和公众应当达成共识共同监督权力，迫使权力服从于法律规范。 □伍少安
强令“禁烟”不如靠制度“灭火”
就事论事地说，东坡区政府完全可以选择更加人性化的禁烟举措，比如建立一套办公场所禁烟监督机制。既然全区的正科级干部此前均做出过禁烟承诺，不妨将他们的承诺作为一项特殊的考核指标，由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体进行监督。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下，如果再有个别干部未能信守诺言，对其自身的公信力势必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制度安排，既有助于帮助他们逐步戒除烟瘾，显得更加人性化；也避免了他们必须在家“专职”戒烟的烦恼，不会影响到本部门的工作。
当然，和内部监督相比，刚性的法律机制更具约束力。在我们之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摸索出了比较成熟的禁烟措施：按照美国的法律制度，大楼管理公司、餐馆和学校等机构有义务劝阻吸烟行为，否则将按照《室内清洁空气法》处以2000美元以下的罚款；在香港地区，包括餐馆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都要对香烟说“不”，一个烟头5000港元的严格处罚，足以让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烟民望而却步；而在新加坡，关于禁烟的法律条文细致入微，违反规定的烟民最高可能被判罚约1000新元或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这使得新加坡正朝向世界第一个无烟国家迈进。只要结合我们自身的具体情况，这些“先行者”的成功经验都可以成为我们推行禁烟运动的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