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慎防公权生“利”
人们很容易把“权”和“利”联系起来。和权力相伴的公职人员，若制度和法规约束不严，就很容易有权力寻租，因此人们又容易把公职人员和“灰色收入”及“特权”联系起来，虽然有时只是捕风捉影。
但“隐性利益”也有被公开的时候，比如在某些官员犯事下台时，他们自身所享受的利益就真相大白。
2010年2月，文强案进入最后审判阶段，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文强认为“灰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公诉方称他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市司法局局长期间，收受红包2.4万元，文强说“远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每年春节都会来拜年，都会奉上一两万元礼金”。
要不是已沦为阶下囚，哪个官员会说自己的灰色收入算少了？
2007年，合肥市前市委副书记许道明因贪污下台，为了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家庭财产说清楚，他大曝官员灰色收入来源：“逢年过节几乎每个部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单位内部的‘创收奖’，以工会、机关党支部名义发的钱，一概都不算，工资条上也不显示”。
隐性利益也时常表现为“职务消费”。媒体不时报道，有公职人员以开会、考察等名义到国内外旅游，回头都是单位报销。另外还有所谓“公务接待费”，外人就更说不清了。备受诟病的特权车牌号码、特供烟酒、子女上学与就业等便利，也无不是“权”演变出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