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市委会议上,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促使“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并表示将“新广州人”纳入广州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其逐步享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待遇和公共服务(7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近几年,提出为农民工群体“改名”的舆论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而有些地方早已付诸实践。比如从2007年4月16日起,东莞上千万外来工有了一个响亮的新称谓——新莞人。毫无疑问,“新莞人”也好、“新广州人”也罢,都体现和浓缩了一座城市对外来建设者的包容以及人文关怀,这是社会的进步。
从概念上说,随着城市的扩容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这一特定的、带有时代特征的群体概念会渐渐消失,这是长远趋势。但必须要厘清的是,农民工并不仅是“概念”上的存在,他们是现实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生存地位和发展机会,并不会因为称谓的改变、衣着观念的时尚而改变多少。
按照积累的社会效应,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后代处在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要狭窄、能力要弱小,尤其是在城市中。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即便抛下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他们在城市中仍然是机会狭窄的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必须要承认,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障较以往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正在努力从户籍制度、观念和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给予农民工及其后代一个更加公平的“市民待遇”。可外来人口的冲击对于城市容量和保障水平的考验,也不容小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及其后代这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与市民平等共享城市繁荣成果的美好愿景暂时尚无法实现。
故而,时下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逐渐缩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而不是“坐而论道”,先圈一个框子让以农民工为“主力”的社会新弱势群体跳进去,然后再在框子里讨论这一群体的概念变换、就业和生存。或者说,如果农民工群体能拥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保障,叫“神马”其实都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