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羚现在经常进行反思，在她看来，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建设普惠型的养老院，满足底层人员的需求。
毕竟，中国目前的失能老人达940万，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有一个去处。
方嘉珂在考察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一所政府投资建设的高档老年公寓，由于收费比同档次的民办养老院甚至旅馆更便宜，某些家庭里有一个老人，儿女便和老人一起住进老年公寓，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
“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资的重点方向瞄准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阎青春在论坛上明确指出。
他的话音未落，与会的意大利学者回应道：“这也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杨团等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学者，曾经向有关部门指出这个“误区”，也曾提出相关建议。但最终她看到，虽然中小城市养老床位的缺口更大，有关部门在去年和今年还是把大部分相关经费给了大城市。其中拿到钱的4个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华养老基地。对此杨团摇头叹息：“省里市里都是把养老基地和其他建设项目一样看待，作为政绩工程来搞的。”
阎青春在检查时，曾问各地官员，假如不建示范性养老机构，换一种投入方式，是不是可以带来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令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谁都不回答他的问题。
他只好把这归结为思维定式和部门利益在起作用。“部门利益在里面作祟时，肯定不可能使国家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说。
地需“归位”，人需“扫盲”
方嘉珂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一说支持养老事业，就是多给钱、多盖房子、多加床位，至于床上住没住人或者住什么人，则很少过问。
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并且这100多位老人，拒绝任何一个失能失智老人住进来。这就“把养老院硬生生变成了旅馆”，外面一群“老无所依”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里面一群人“老有所乐”，方嘉珂对此非常不解。
他更不解的是，走了全国不少地方，像这样老人住在里面“吹拉弹唱”的养老院，并非个案。杨团在调研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公办的养老院，条件好，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她的知识体系里，这样的养老院更像是活动中心，而非护理中心，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个“养老”概念里。
在杨团这里，“养老”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钱就不再是问题。
而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本养老服务。国际上，这种服务被通称为“长期照护”，是欧美国家养老体系的重心所在，主要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但在国内，“不是不到位，是根本连词儿都没有”。杨团介绍说，在不少养老院，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轰回家。尤其是一些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宁愿让床位空着，也不让失能失智的老人住。
“这不能完全怪养老院，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就没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她认为，目前所谓的护理服务，做的其实是保姆服务，上门做饭、洗衣服等，真正的护理服务完全谈不上。
方嘉珂断言，“任何开旅馆的都能干这个(指办养老院)”，国内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还处于扫盲阶段。
他曾在北京对照护人员进行过免费培训。一次培训课前，他向课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了解情况，对方告诉他，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捡垃圾，后来垃圾不好捡了，才到养老院做护理，如今被院里送过来培训。
这让方嘉珂哭笑不得。在他眼里，护理是件很专业的事情。1992年，他到奥地利行医时，先后到当地和德国的养老院参观。他发现德国规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与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作为一名医生，他在这里可以行医，但根本没机会到养老院工作。
中国有关部门在2002年曾颁发《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原本计划在3~5年实现持证上岗。如今8年过去了，阎青春表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专业服务的缺失，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为，“老革命、老干部、老专家”这“三老”不会为养老犯难。后来深入了解后，他才发现，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他们不差钱，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压”着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