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政机关暨公务员队伍存在的“官满为患”问题，刘锡荣代表“两会”前显然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在会上，他列举出具体数据：4年前，全国公务员 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每年增加100多万人。“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他感叹道：“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党政机关臃肿庞大，官员设置过多，公务员严重超编，其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据有关统计保守估计，不算庞大的办公经费，仅公车消耗、公务接待、公款出国“考察”这“三公消费”，全国每年要花掉财政上万亿。其次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媒体曾披露，河南新乡市政府设有11个副市长，秘书长及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如此庞大的领导群体，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滋生腐败。“三公”消费潜藏着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奢侈浪费的腐败行为，增设机构、乱定级别、超编超配，还给一些领导干部买官卖官提供了可乘之机。
党政机关暨公务员队伍之所以越来越臃肿，与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连年招聘公务员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主要官员随意性太大，“编制就是法规”的观念淡薄，同时编制管理部门不能坚持原则，看领导脸色行事，上级对下级执行编制情况也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管。
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实际上，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烧的第一把火就是精简整编，剑指机关臃肿、人浮于事弊端。然而，三十七八年过去了，党政机关暨公务员队伍旧病复发，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膨胀，是到了该动动手术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