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义工，我们首先考虑义工的安全有没有保证。那么大的人流量，义工怎么能走到解放军和警察前面？一旦发生踩踏怎么办？”民政局的想法没有得到一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义工的认同，他们觉得哪里最需要，就应该到那里服务。民政人员讲述的这些情况，被其他义工所证实。
1月31日，近20万旅客一天之内再次从广交会展馆等旅客安置点回流广州火车站，武警组成的人墙一度被骚动的人群冲开。当晚，一篇名为《广州火车站志愿者实录：愤怒的志愿者》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并被广泛转贴。“今天作为一名春运工作的志愿者，作为一名满腔热情的大学生，我深深感动的不是爱心、不是热情而是无奈、无奈再无奈！”“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后来涌入的人，会展馆只可以休息、不可以侯车。想上火车一定要去火车站等，但仍然有人拿着当天的报纸来质问我们。没多久又有大批人涌入，说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会馆等。作为志愿者，很无奈。我们既不知道最新的消息，也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们?看着那个等了5天的2岁的孩子，忍不住掉下泪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及捐赠物资堆到天花板却不派发，“甚至是母亲带着小朋友来要一块纸皮，我们志愿者都要对着民政部门的人点头哈腰，才能答应。”最终他们选择了“偷”，“民政部门开了封了的食物，我们就悄悄地放在袋子里，走到人群中，趁他们不注意，塞给老人和小孩。
然而，网络上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批评民政局。岭南狮子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看待网络上对民政局的质疑：“作为一个慈善团体的义工负责人，从1号到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都在旧交易会广场协助民政局派发物品，跟民政局的人也打了无数的交道，其实说实话，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大部分人已经连续奋战了7-8天，每天睡觉不到5小时。所有民政部的人员全体出动，但人手也远远不够，现在是连各街道的公务员也全部出动，有些公务员完全没有任何民政工作的经验也马上投入工作，有时候也难怪他们有态度方式之类的不足。
另一种争议存在于义工组织之间。由于包括广州志愿者、狮子会、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常常在同一区域工作，属于不同团体的义工很容易互相观察。既有动员人数多、但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的团队，有理性沉稳、具备一定应急专业性的组织。此次应急救助对于很多非政府组织而言，也是第一次面临重大考验。
媒体的抗灾报道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民间物资的捐赠一直非常踊跃。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对于送到民政局的物资，他们接受的条件非常苛刻：旧的不要，食物要有发票，往往是送过去一大堆，他们挑拣一些，剩下的还要拿回来，对于多出来的没有发放完的物资，民政局可能会拿到爱心超市去卖掉。”
对于为什么要有选择的接受物资，为什么食物要有发票，其实都是应急赈灾过程中必须重视问题。民政局的同志说：“曾有人提出要给我们捐2000份炒面，我们没有接受，我们不知道这炒面吃了究竟安不安全。大量民众提出捐赠衣物，但旧衣物往往也不被接受。旧衣物必须杀菌消毒后才能发放，人流密集，一旦引发传染性疾病无法控制，时间紧张，我们没有人力和物力做这个工作。”
这次罕见的大规模动员救助行动中，大部分老百姓、义工和一些一线的政府公务员一样，缺乏应急救助和捐赠的相关知识，而上述这些信息在救灾过程中以及结束后，都没有被及时而清晰的传递出来。信息发布系统的缺失不只存在于物资捐赠过程中，对义工的组织和管理同样如此，甚至第一线的公务员往往也不清楚很多情况的变化。岭南狮子会义工队伍的组织者在出动之前，需要自己通过网络和媒体搜集相关信息，退票点在哪、厕所在哪里等等，然后整理出来告诉义工，以便义工在碰到旅客询问时可以提供准确信息。而义工门已经习惯了见到成群的旅客拎着行李忽然涌来又忽然涌去的慌乱大场面，“都是不正确信息误导了他们。”一名广州青年志愿者这样认为。很明显，这一次的火车站救助行动不仅只是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一次大规模动员社会义工的机会，对于很多民间组织而言，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政府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民众力量可以动员时，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早在2005年，广州市民政局便提出，要在年内实现广州市注册义工人数达到创建文明城市所需要的户籍人口8%的目标，即义工人数达到60万人。然而一些长期从事志愿者服务的义工给出的评价是，“政府重量，而不重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广州并不缺乏义工，不缺乏热心的义工，缺的是政府对义工有针对性的管理。“希望不是和政府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合作。”这是一名尚未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助学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期待。而越秀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正在考虑这次和义工协同作战的经验，可不可以运用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义工动员和管理工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