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6:
在这次雪灾中，整体而言，大部分抗灾救灾的职能都由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承担起来了，官方成为抗灾救灾的绝对主力。事实上，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不是万能的，政府来承担抗灾救灾的全部责任和风险难免见襟见肘。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NGO(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它的特征决定了它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整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现代应急机制的特点和趋势。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的大地震，由于程序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救灾对策总部在地震后的第三天才得以成立，而在政府的应对程序启动之前，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NGO和志愿者已经到达了现场并开始组织资源、运输物资、展开救助。危机过后，一直沉默的NGO在日本得到了认可。这说明，在紧急情况下，NGO可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甚至起到政府部门难以起到的作用。美国前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海啸重建特使克林顿，总结印度洋大海啸救灾工作的八点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应充分发挥NGO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在海啸救灾中非政府机构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助资金和实际工作，他们已经成为救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NGO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非政府组织28.37万个。但是，我国自非政府组织诞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政社不分、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难以实施的问题，由此带来NGO资源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运行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有学者认为，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的反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管理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材料7:
从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金的来源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占绝大多数的份额。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6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为782.3亿元，这对于4000多万需要救济的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在这次雨雪冰冻灾害中，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据统计，截止到2月12日，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7个重灾区接收救灾捐款物近12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75%来自国外，来自国内的25%中，15%由富人捐赠，10%来自平民百姓捐赠。而美国的慈善捐款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
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最初是由直接捐赠开始的，而捐赠的对象多是各种官办基金会。很多至今颇具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脱胎于政府部委。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农业部办的。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准入门槛太高。成立民间组织所依据的法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不仅申请手续繁复，而且审核条件苛刻，比如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时，必须要有一个党政机关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而且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使得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要么成立不了，要么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寻求合法注册，而这样的操作，就必须按照企业的标准照章纳税，组织和运作成本负担相当重。同时，人手较少，尤其是缺乏专业人士，也是目前困扰相当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的突出问题，慈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慈善项目组织管理人才，在中国这个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定明确、优惠的免税政策。而我国目前对于免税问题政策比较模糊、优惠的额度偏低、程序繁琐，无形中打击了人们特别是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比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法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还得为捐款项的超出部分纳税。这就造成企业捐得越多，税交得也越多。对于个人而言，享受免税待遇所要经历的繁琐程序，也让人望而却步。
一遇到灾害，大凡机关单位总是按人头、依职务指派捐款或捐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自愿性、独立性、自觉性。一般说，你想不捐或者多捐似乎都是说不过去也是容易被当前“另类”。捐赠了款物，心里都愿意知道这些款物用在什么地方，是否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为自律、监督和审计，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管理上存在漏洞，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