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松也认可，这一时期只存在少数黑社会性质组织。

但在南方，随着边境的开放，港澳黑社会分子开始向内地渗透、吸收成员。到1982年，深圳已查实黑社会组织成员76名。1989年，深圳查获潜入的港澳黑社会组织46个，成员280多人。

港澳黑社会组织的进入，使内地松散的犯罪团伙开始具备完备的组织结构。在深圳查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团伙，有10条帮规，设“帮主”1人、“护法”2人、“少爷”7人，由“少爷”分别负责7个“堂口”。

境外黑社会渗透与境内犯罪团伙，成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源头。

1982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活动的通告》，这是中国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黑社会”这一概念。

首次公布黑社会性质犯罪情况

因为造成治安情势恶化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发展，第一次全国“严打”高压态势下治安情况的基本好转，成了暂时现象。

公安部门的公报显示，1987年起，全国刑事犯罪发案数逐年激增，1990年查获犯罪团伙数量和团伙成员，较1986年都增加两倍多。

“这种形势加速了犯罪团伙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转变，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1989年和1990年，是这种变化的转折点。”何秉松说。

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并且愈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较之1983年严打前的流氓团伙，危害性明显升级”。

这一年，哈尔滨公安机关查获了 “乔四”等三大集团，这也是中国第一批被公众熟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乔四’集团是一个典型。”刘德仁说，过去查犯罪团伙，没有人想到保护伞。“以暴力为主的流氓集团想进一步壮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实力；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后台和保护伞。”

查办“乔四”案时，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处级、科级干部各5人。而三大集团中也不过只有47人被处以刑罚。

“乔四”案进一步警告着警匪勾结、涉黑腐败在日后的泛滥。

面对日趋严重的团伙犯罪，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犯罪，1992年6月，公安部负责人在谈话中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犯罪团伙正在向黑社会组织演化的趋势。他们内部组织越来越严密，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实际上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条件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这些团伙犯罪的新特征，已与80年代以暴力犯罪为主的团伙犯罪有很大区别，并成为90年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年10月，公安部专门召开了打击团伙犯罪研讨会。据刘德仁回忆，这次会议确定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6个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经济实力、寻求保护伞。

这些特征，也成为其后若干年中国警方界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根据。

1996年4月，中央再次开展“严打”。根据后来公布的成果，4个月查获犯罪团伙13万多个，成员67万多人；其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900多个，成员5000多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破获的台湾“四海帮”黑社会组织渗透案。该帮会策划将总部迁到上海，并为此在广州、青岛、厦门等地设立了联络员。

到底有没有“黑社会”

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有关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的争论，始终未息。

1995年5月，在公安部“有组织犯罪理论研究小组”成立会上，不同意见者争论激烈。

何秉松等人认为，不能排除中国出现典型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的可能。

会后，两方都通过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年年底，由辽宁省公安厅、公安部第四所研究合作的课题《国内有组织犯罪及对策研究》出版。

这部书的作者认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只存在“黑势力”犯罪。理由是，境外典型黑社会组织敛财的毒品、卖淫、赌博等渠道，在中国不可能公开化，黑社会组织就无法凭借经济实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境外多党制促使政治派别借助外力，使黑社会组织容易向政治领域渗透。而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体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外，中国传统上对非法组织的敏感等，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黑社会组织。

而在何秉松一方，由多位法律界专家及中国公安大学有关人士组成的课题组，出版了《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该书预测，2000年以后，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向黑社会犯罪组织转化，并最终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组织。

何秉松警告说，香港、澳门警方都曾一度低估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纵容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以致造成严重危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最初对猖獗的黑帮活动也进行保密，没有公开揭露和打击。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