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中改院在北京召开以“扩大内需：体制与政策”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多个部门和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如何扩大内需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扩大内需是我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无论是从当前反危机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发，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

    首先，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投资。有专家指出，要扩大民间投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例如，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投资应该加快放开，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这既有助于解决行业发展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再如，目前投资最大的领域是铁路，但铁路的垄断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路网、价格、车辆调动等各个环节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民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愿意进入的，由此限制了民间投资，也对扩大内需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全面启动民间资本投资，要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环境。

    其次，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变“三个集中”的倾向。有专家指出，内需难以扩大、消费不足，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目前在初步分配中存在“三个集中”的倾向，即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财富不断向资方手中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这导致劳动者难以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蛋糕，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有专家提出，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扭转“三个集中”的趋势：一是推进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改革，从结构上解决国家、企业、个人如何分配的问题，建立稳定的利益博弈机制；二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尤其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从制度上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有专家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3个百分点左右，工资占GDP比重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护在十年前的水平，以2007年GDP水平测算（25.4万亿），13%折合为3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劳动者能多拿到3万亿元的收入；再就按工资算，5%折合1.2万亿元。如果这3万亿元或者1.2万亿元能够分配给劳动者，并且投入到消费领域，将对扩大消费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专家提出，如果不解决劳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失调等重大问题，仅采取一些小的政策调整，无异于扬汤止沸。

    再次，把城乡制度一体化作为扩大农村需求的制度基础。有专家认为，扩大农村需求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专家指出，扩大消费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果能够在制度层面解决1.6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改变其生活方式，由此所释放的消费空间将难以估量。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后，必然带动输出地的土地流转，尤其是在宅基地流转方面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目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在地方层面存在许多障碍，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有专家指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增收困难，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人力资本，就业能力不足。为此，各级政府应当出台“农村人力资本规划”，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民综合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有专家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城市化，但现在城市建设追求整齐干净，还有各种行政门槛以及歧视农民权益的制度壁垒，大大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以及相应的市民化进程。

    最后，完善扩大内需的财税金融体制。有专家指出，扩大内需需要推进宏观层面改革，核心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在财税体制方面，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尽快开征环境税、物业税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产环节征收或消费环节征收）上进行变革。在金融体制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加强村民银行和贷款公司建设并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和服务。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有专家认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存在明显的大企业贷款偏好，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隐形歧视，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由民间投资建立的银行，贷给中小企业的只有23%，这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发展受限。三是借鉴当前比较完善的支持出口的信用和金融体系，改革内销的信用支持体系，降低国内金融信用风险，鼓励并支持出口外贸企业转向内需生产。

    总之，与会专家表示，扩大内需应有清晰的规划，尤其是提出明确的目标。例如，可以把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大国的核心经济指标之一。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建议明确规定，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居民消费率达到原来“十五”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即50%；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