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广州市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答案解析(8)
材料七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八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九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十：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十一：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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