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问题不该被容忍。在问题发生前，相关药企、医疗信息发布者、医药服务推广者，对接种疫苗的好处大书特书，对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则轻描淡写，施治者、接种服务提供者对需求方不尽提醒、告知之责;在问题发生后，相关责任方的责权界定不清，互相推诿或将责任推给所谓“科学经验的有限性”、“不良反应数据收集困难、时间成本高昂”;在问题善后处理上，医疗服务相关方存在侥幸心理，轻视对问题样本的收集和跟踪关注，对暂时可能还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警惕之心。

　　诚然，没有一种药品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风险，疗法亦然。由此，我们不能对任何一项医疗技术上的新成果作“有罪推定”，但至少要有一套科学严谨、责权分明的问题勘察机制，既让我们对所谓“学问”存疑、不迷信、不盲从，也让我们在问题发生时能及时发现、有效应对，让某些次生问题如医疗腐败找不到得以滋生的空间。

　　或许，下面这个事例可以提供一些启示。6.5万份不良反应病例、15161份死亡病例，这些原本应该及时上报监管部门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却在全球知名药企罗氏公司被封存了15年。此事一经披露，全球舆论哗然，国内公众也坐不住了：以往一直被我们奉为标杆的、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为代表的药品安全监管体系还可以信赖么?

　　此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该事件的反应，倒是对我们可以有些启发：一方面，他们承认自身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机制、事后追究机制仍有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强调不能因为一些错误行为的发生，就否定整个制度的合理性和改进空间，但对此事的后续进展必须予以密切关注。

　　他们思考整件事的底线是：用药安全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福祉，问题可能暂时无法杜绝，但对待已经发生的问题必须“零容忍”。

　　医疗关乎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这件事上，对任何差错的“零容忍”应该是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侥幸心理，也才能避免懈怠疏忽，从而筑牢生命安全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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