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诒川、董明珠等企业家称，官员在反腐高压下和企业接触逐渐减少，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当前出现的一个怪象是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成为一些官员应对商人的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分析，2014年，国家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反映出一些干部开始走极端，尤其是在基层，行政不作为的情况屡屡发生。

　　三是部分民营企业出现向国外转移资本，对国内营商环境产生失望情绪。《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应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市场监管的手伸得太长，让企业迫不得已走出去，就违背了资本输出的初衷。这对于新常态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是极为不利的。

　　交往有道，道在何方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必须加快简政放权、加强依法行政，用制度规范约束权力，让政府和企业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一是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最大限度简政放权。“必须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龙永图认为，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不能让企业像乞丐一样从政府官员手上讨权力。

　　苏宁电器副董事长孙为民认为，政府扮演的角色应是“修路人”，让企业在路上“跑车”，好比发展电商，必须按照行业规律来维持市场秩序，“否则，市场按江湖规则办事，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二是用制度规范约束权力，厘清权力边界，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根源。冠捷科技董事长宣建生认为，要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三是企业主动创新，摆脱畸形心态。全面推进万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自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邢诒川也认为，企业家只有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企业管理和创新上，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上，才能促进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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