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众所周知,无论是“闹新娘”还是“闹伴娘”,都是婚俗陋习,但这种陋习,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追溯本源,“闹”,有很多原因,最本质的,或许只有3个: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熟人社会的狂欢;二,性启蒙;三,被压抑欲望的释放。如果更精要地概括,或许是: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在群体行为中的释放,同时,理性泯灭。

　　在中国,对于性,虽然人们私下津津乐道,但历来在公开场合,是件很羞耻的事,中国性教育的困境,可以写成洋洋万言雄文。“闹伴娘”或“闹新娘”,恰恰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性教育、性启蒙的机会——虽然是畸形的,那些刚在婚礼上饮足了酒的青年男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碍于情面,不敢对新娘过度骚扰,不是还有漂亮的伴娘吗?禄山之爪,蠢蠢欲动。

　　“闹伴娘”最凶的,从来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群人对一人。对于个体来说,群体性行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点燃,是一种安全感。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提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当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是个体心理的规制,遵循的是社会的一般化道德,然而,一旦置身群体之中,个体便会在最短时间内自我隐匿,成为从属于整体的不起眼的“符号”,带有同一性特质,因而个性湮没。群体中,个人是无名的,他甘愿服从甘愿简单甘愿抽象化,具象的复杂的批判的品质被肆意践踏。他不再是普遍预设中的理性自足的责任主体,在群体中,任何人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带有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的纯粹行动和免责的执行者,思考是多余的。

　　是的,那些“闹”完之后独自一人时或心存侥幸或后悔莫及的男青年,惊讶于自己那些疯狂的言行举止,却很难还原当时的真实心境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此时此人已被“力比多”所控制,代表欲望的完全潜意识的“本我”极度膨胀,而代表道德判断与道德自律的“超我”,全面溃败,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求平衡的“自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调节的力量,完全失去自我的软塌塌之状态。

　　四

　　当今新人无不重视婚礼,豪车接送、司仪抒情,几乎已成标配,同样成为标配的是伴郎伴娘,尤其是伴娘,人数是否多、颜值是否高,通常被视为新娘个人及其家庭人脉与实力的一个符号——当然,新娘一般不大愿意邀请比自己漂亮的姐妹充当伴娘,不过,也不会邀请像小说《五魁》中那个一脸麻子的年纪大的女人充当伴娘,伴娘太漂亮,固然是抢新娘子风头,伴娘模样丑陋,也是坍新娘的台。

　　再说说小说《五魁》,这其实是一部相当虐心的小说:五魁背着新娘,还是被土匪捉住,五魁来到白风寨,强抑恐惧向寨主讨回新娘,完璧归回柳家。而柳家已发生巨大变故:新郎得知新娘被劫,怒取火枪要去报仇,却因走火打断了自己双腿,变成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他整日虐待新娘,五魁后来救出了新娘,一起躲到大山中,但五魁始终碍于道德束缚,不敢与这个美丽而可怜的女人发生关系……她最终坠崖自杀,而五魁成了一个好色如命的土匪,到处抢压寨夫人。

　　这部小说如果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性压抑”。新郎、新娘、五魁,都是性压抑。在电影《喜宴》中,导演李安还客串了一个角色,当某位洋人宾客惊叹于闹洞房的习俗时,李安讲出了一句经典台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集体的性压抑,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剧变期,价值观多元化,传统家庭解体,尤其是一个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很多是丈夫进城、妻子留守模式,他们的“性福”,曾被广泛关注。此外,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也造成了一批性压抑者——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即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但中国人口统计数字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专家忧心忡忡地表示: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在大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剩女”,她们更多是个人主动选择“剩”着;在农村,却有更多名符其实的“剩男”,他们是因为经济原因,被动单身。

　　伴娘在某些地方遭遇的骚扰尴尬,或正是男女比例失调现象的折射。如何解决这一时代难题,是个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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