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显示，在抽检的四款立顿袋泡茶中检测出灭多威等17种农药残留。包括农业部禁用农药灭多威，但卫生部的标准却规定灭多威最大残留限量为3mg/kg，且比欧盟的0.1mg/kg最大限量标准高出30倍，因此，立顿强调其产品符合中国标准。显然，国内外商品信用相继沦陷直接暴露了国内标准的乱象。
当前食品药品国标身负国民健康赤字之困，首先在于国标体系的高度行政化和权力化，使国标制定部门化、部门标准利益化。具体而言，相对于欧美标准化体系的非官方之市场自律主导，中国国标的制定主体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行政部门和准行政的行业协会等，这使中国国标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者标准，而非市场标准。即尽管主导国标的行政或准行政机构属于独立第三方，但目前国标制定是在参照国际同业标准的基础上，主要满足企业诉求，消费者很难有效参与国标制定，更难产生硬约束。
如国标的制定框架无法为市场供需主体提供有效的自利博弈平台，发挥市场自律和自治效应，使国标的制定无法有效保护消费主体的利益。同时行政机构缺乏精力和能力搜集关键信息，甄别国标利弊，导致行政主导的国标很容易出现监管被俘获风险，即由于标准制定直接影响企业利益，企业往往以生产技术状况等为由游说相关部门降低标准，如最近乳业新标准制定就传出乳业巨头主导国标风险。
其次，国标身负健康赤字，根源于管理层延续计划短缺时期的监管理念，以及当前粗放式增长模式潜存的供给冲击忧虑。随着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人口老龄化下人口红利结束，国内储蓄率趋降，以要素资源投入主导粗放增长模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长期坚持的增量发展化解存量矛盾之理念，使当前面临经济增长成本释放下的通胀风险。这不仅致使政府担心供给冲击并未远离，而且使政府在处理经济社会矛盾上，倾向于保障供给而非保护需求，从而在国标制定中过度照顾企业利益，使国标就低不就高变成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