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了解，北京市一直高度重视唐家岭等“蚁族”聚居村的改造问题，先后多次进行调研和考察，在聚居村管理服务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此次唐家岭的改造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尤其是“蚁族”群体的参与，以保证最后出台的方案真正惠及到需要的人群。
中国青年报：听说唐家岭当地有村民抱怨，因为您的研究和媒体的报道，他们的房子要被拆掉。因此，有人对您恨之入骨，是这样吗？
廉思：确有此事，我甚至受到过威胁。但也可以理解，因为确实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其实，不仅村民有些不理解，很多“蚁族”对我也没什么好感。有关部门准备拆掉唐家岭的房子，征地建白领公寓，“蚁族”说：“如果‘白宫’(指白领公寓)真的建起来了，我们负担不起房租，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现在我们住在北五环外，到北京两个小时，改造后我们只得搬到北六环外，到北京3个多小时。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没有我们的安身之所呢？是廉思让政府和社会开始关注我们，但也是他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
在对唐家岭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我认为要慎重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本村村民与“蚁族”租户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本村村民的现实利益，也要考虑“蚁族”租户的合法权益；二是本村村民内部的利益分化，由于唐家岭私搭乱建比较严重，就造成了一部分村民出租房较多，另一部分村民出租房较少或没有，这两类群体对待拆迁的态度大不相同，对于拆迁的补偿方案也有较大分歧。
这样复杂的局面无疑加大了政府工作的难度。这要求政府在工作中，既要坚持依法办事，又要讲究方式方法，避免因工作不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
“蚁族问题”是不是个伪问题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蚁族”是一个伪命题，是炒作。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特殊群体，“北漂族”的概念也已经炒了好几年，你这是新瓶装旧酒。还有人说，“蚁族”的概念，造成青年群体对社会产生抱怨的心态。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您怎么说？
廉思：我也听到一些反馈。有人说，“蚁族”是一个伪问题，不需要关注，更不用刻意去解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失。当年的知青比他们更苦，年纪轻轻的“蚁族”凭什么就住大房子？甚至有人说我将几百万人的苦难放大，居心何在呢？
面对这些质疑，有几点我需要说明：
首先，《蚁族》一书里全是原生态的描述，这本书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虚构的故事，书中的数据和描述全部是基于科学的调研和严格的录音整理，我们保留了原始资料，以备历史的检验。
其次，认为年轻阶段多吃点苦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对于这点我持肯定态度，其实“蚁族”自身的奋斗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但“蚁族”现象也确实反映了我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不容回避的。
比如，“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在大学里他们仍然比那些家庭富裕的孩子刻苦得多，但是目睹同学中“富二代”、“权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是不一样的。难怪有人得出的结论是：奋斗十年还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样的矛盾恐怕很难用“年轻人需要多锻炼”这样简单的话语来解释吧！
有些评论家将“蚁族”和“文革”时期的青年对比，认为现代的大学生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不会承受被批斗和上山下乡的风险，这样已经很幸福了，所以“蚁族”们根本不需要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这样的比较法我也不敢苟同。社会在进步，如果老是和以前比，那肯定是好的，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未来的前进动力又在哪儿呢？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暂且不说百万“蚁族”，哪怕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有几十、几百个人这样生活，也是值得关注的。
中国青年报：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大学生毕业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廉思：大学毕业生趋向大城市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自然且正常的现象，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这个趋势。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有集中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中就更容易找到工作。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这些原因就使得大学生找工作倾向于大城市。
从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看，吸纳就业人员能力最强的是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而国有企业、国家机关的新增岗位却非常少，即使全部提供给大学生也是远远不够的。国有企业无论是未来发展还是经济收入都是有优势的，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岗位数量逐年递减，吸纳大学生很困难。而政府机关虽然表面看收入并不是很高，但工作稳定性强，也有一部分隐性收入。因此，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还是大学生十分向往的，而这两者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小企业的保障机制虽然不是十分健全，收入也偏低，但大城市第三产业发达，中小企业较多，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可选择的范围相对较广。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大学生毕业留在大城市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国外有没有“蚁族”现象
中国青年报：其他学者对“蚁族”现象的看法，您与他们交流过吗？
廉思：我不是教育专家也不是经济专家。但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向几位教育和经济专家求教。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对《蚁族》一书的推荐语中评价，毕业大学生低收入聚居这种社会问题，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而其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则认为，“蚁族”是我国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自然表现，其存在有客观必然性。毕业大学生长期收入低，折射出各高校片面追求“就业率”之后掩盖的就业质量问题。我国就业政策调整、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择业观的调整等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蚁族”现象的形成，如大学毕业生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岗位需求，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和经济发展不一致等。
中国青年报：据你了解，国外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大都选择留在大城市吗？国外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没有出现“蚁族”这种现象？
廉思：国外也有“蚁族”现象，例如韩国社会虽没有明确划分出“蚁族”，但显然也存在相似阶层。韩国人口相当集中，特别是地方出身的年轻人极力考入首尔的大学，毕业后也留在首尔工作，地方大学毕业生也纷纷涌入首尔。因为首尔是大韩民国的国家机关、大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聚集地，显然有更多发展机遇。韩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外地人不会因户口问题受到有别于当地人的待遇，更加剧了人口的集中。
目前韩国近一半的人口集中在汉江其及附近的首都圈，但留在首尔的年轻人们并不都能过上宽裕的生活。“僧多粥少”，使得首尔青年失业率在各年龄段中一直位居前列。即使找到工作的人，情况也不乐观。韩国的工作大体上分为“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两大类，前者相当于中国的“正式职工”，享有各种应有福利。后者相当于我们的“临时工”或“试用者”，不被视为公司正式员工，也不享有任何福利，工资也比“正规职”低得多。受国际竞争激烈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近年来，首尔用人单位大量减少“正规职”的雇佣，而代之以“非正规职”。而这些“非正规职”多为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非正规职大学生收入不高，只能勉强糊口而不能养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韩国社会关注，“减少非正规职，增加正规职”成为媒体和社会的呼声。而企业从削减成本考虑，抱着“法不责众”的态度，迟迟没有改善。目前，韩国媒体、社会甚至国会议员都在呼吁提高“非正规职”的工资和各项待遇，“非正规职”问题仍是韩国社会热点问题，时常成为舆论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