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责令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这里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大概指的是人大接受指令后启动的程序形式。孙明市长是犯了错的，错在“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其时，两个村庄的村民为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在市政府门口下跪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到了拒绝。大连市委、市政府的处置决策，应该说反应比较快。对孙明问责显然是正确的——— 每一次下跪事件都需要认真对待，仅凭漠视群众集体下跪这一条，就必须问责。
那里发生了“群体事件”，再具体、确切一点的说法，那是一次“群跪事件”，并且是 “大规模群跪事件”。继而，此事在传媒和网络互动中成为舆论热点，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群体事件”，这就是“恶劣影响”的表现和证明了。迄今未见孙明市长其他劣迹曝光，也就是说，他的市长位子，是被老百姓的一次集体下跪跪掉的。
这是中国第一个被“跪掉”的官员，大约也是中国特色。人民的膝盖似乎有点用，终于跪掉了一个芝麻官的位子。或许，大规模下跪还不至于跪掉一个官员的级别和待遇，或许，隔段时间原市长将另有重任，但这一跪毕竟小有成效，其成效还出人意外——— 村民们本想跪掉村官，他们没想到把市长给跪掉了。
村民集体下跪事件传开后，网上许多人表示了对村民、农民的鄙视，说他们“骨质疏松”、“人格自残”等等。我看，这种说法表现了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说明许多人对权力与民众应有之关系有了正确的、理想化的理解；不过，要是说农民的骨头格外软、人格特别贱，这就不客观了。
农民，对下跪很看重，该跪不该跪，比城里人更讲究。中国所谓的跪的传统礼数，其实主要由农民成章法、成系统地维系着。中国人对官员的下跪史，不仅专属于农民，市民也是这种历史的创造者和继承者。
有论者说这次村民集体下跪是“空前”的，这是不熟悉历史的缘故。上世纪70年代末，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约1500名云南知青跪倒在中央慰问团成员面前，发出震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叫。这些人，可是疯狂喊万岁、疯狂造过反的红卫兵，都是血气方刚的城市青年。
没人愿意对官员下跪，大家都知道这有失尊严，下跪本出于万般无奈。这种表达，在恳求权力的同时抗议权力，也是为博取更高权力和社会舆论的同情：我们实在没出路了，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样！你们还能对我们怎么样！
市长的职责中并没有监管村官这一条，下级官员在这里本应担负直接责任。要论间接责任，在一地拥权更重的书记，责任也该更大一些。但是，村民的要求是见市长，这的确是对体制无知的表现。想来这市长也够倒霉，村民以为他最灵、他最大，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民跪官的事情实际上时常发生，“群跪事件”也不罕见，连官员斥责下跪群众“别有用心”的事情也曾有过。只不过，那些事件没像这次一样被传播、被“网攻”。庄河市市长对这一次群众下跪的反应不当负责任，但无法对“下跪政治”和“民跪官”现象负责——— 这个责任，只能由体制来承担。
官员不是被人民选出来，才有了被人民“跪下来”的一丝可能。公民不跪，是因为不需要跪；下跪当然跪不出尊严、高贵和权利，但这一跪足可证明逼迫人民对其下跪的权力，是何等的下作。
庄河市群跪事件及其处置，对官员会有所警示。他们会准备某些技术性应急措施，比如遭遇群跪事件的时候会出面，会做动情演说，甚至可能会“以跪对跪”。而这些技术措施，其战略目标还是为了让群众“可持续跪着”。
落实人民监督权、评价权的过程，即尊严和权利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发生，民众的膝盖总是软的，不可能硬起来、站起来。不必嘲笑跪倒在地上的农民——— 嘲笑者，你实际上也一直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