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发源于福建省安溪县的虚假信息诈骗，近年出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高压严打态势，但犯罪分子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治理工作陷入了“屡打屡犯、禁而不止”的怪圈。
有关专家指出，虚假信息诈骗屡禁不止、祸害全国的直接原因是犯罪成本低、“致富”速度快，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部门、地区之间配合和协调的不足，打击虚假信息诈骗需要更为完善的联动治理机制。
千分之一受骗几率带来巨额利润
2009年6月12日，安溪县在魁斗镇开展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犯罪专项治理行动，5名被告人中有2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已是安溪县2009年以来的第三次专项治理行动。
魁斗和长坑是安溪县较早出现短信诈骗的乡镇，近几年已出现诈骗家族化、规模化的苗头，并向外地蔓延。
据介绍，在短信诈骗活动最为猖狂的时候，安溪县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一度成为“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
“作案成本低、回报率高是诱使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的直接原因，在犯罪分子眼里，短信诈骗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教导员陈宗庆说。
陈宗庆算了一笔账，短信诈骗常规上只需一部手机、一个短信群发器和几张银行卡。一部旧手机只需两三百元，一个群发器的黑市价不超过百元，银行卡在诈骗“圈”里的价格也相当低廉。一专门从事银行卡贩卖的不法分子交代，一张本省银行卡的价格大约100元，外省卡200元左右。通过群发器，诈骗分子一个晚上就可以发出10万条虚假短信，而由于电脑计费的滞后，诈骗分子往往在透支了手机话费后即将手机卡销毁。
据诈骗者交代，在每1000条虚假短信中，至少有一两人上钩，就是这大约千分之一的几率给诈骗者带来了巨额利润。诈骗者将受害人套牢后一般可获取上万元甚至10多万元的“收入”，目前最高的单笔短信诈骗金额达到300多万元。
“魔”“道”之战
“虚假信息诈骗是一种新形式犯罪，一开始，公安机关针对此类犯罪缺乏经验，而地方政府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也不够。”安溪县政法委书记郑进发说。
一些超常规的预防、打击措施也相继出台，在发案高峰期，为限制诈骗分子取款，安溪县曾将境内的所有银行柜员机关停两个多月。在一些案件多发的乡镇，由县里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当地长期蹲点。长坑乡对各家各户进行“地毯式”搜查，整理出来的人口档案和各种记录有2米多高。
“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具有蒙蔽性，我们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电话号码、一个银行卡账户，要跑好几个地方。基层公安机关技术力量薄弱，在技术防范上有相当大难度，直接影响了打击成效。”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方贞群说。
方贞群坦言：“单靠安溪一地警力孤军奋战，要想消灭短信诈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2009年3月8日，泉州市公安局与泉州市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等5家通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在全国率先实行新入网用户身份证实名登记制度，即“手机实名制”。
但据记者了解，手机卡销售的主渠道——大量专营店经销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手机实名制”往往“阳奉阴违”，把关不严，导致一人购多卡、假身份证购卡等现象屡见不鲜。而且，泉州一地实行“手机实名制”后，虚假信息诈骗分子纷纷向厦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转移。
“现在的情况是，犯罪分子往往在甲地买手机卡，乙地办银行卡，丙地取款。警方为查案经常辗转各地，疲于奔命却收获甚微。这样的案件一多，哪怕安溪所有的警力都投入到其中也力不从心。”陈宗庆说。
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银行账户的监管上。目前诈骗分子作案时基本不用自己的真名开户，而是搜罗其他人员的账户或者用假身份证登记。虽然银行系统早就实行了开户实名制，但对身份证的鉴别却不太严格，更可怕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专事贩卖银行卡的不法团伙，他们从农民工手里以四五十元一张的价格“收购”银行卡，然后倒卖给诈骗团伙，泉州警方曾经从一个案犯身上搜出上千张来自全国各地的银行卡。
“对销售群发器、储蓄卡、存折以及SIM卡、印刷刮刮卡的人员，按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数额达不到一定程度，公安机关很难处理。”方贞群说。
据了解，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地虚假短信诈骗一度猖獗，后来通过大密度地发布公益性的提示广告，逐渐使诈骗行为丧失了市场。“在目前的形势下，通过几档法制节目对虚假短信诈骗进行揭露已经远远不够，我们曾经设想与媒体合作，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对虚假短信诈骗行为进行曝光和提醒，但媒体广告业务多是收费的，警方的办案经费本就紧张，实在无能为力。”陈宗庆说。
“打击虚假信息诈骗涉及邮政、电信、银行、媒体等多个部门，对付这种空间跨度大、技术含量高的犯罪活动，如果缺乏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后果往往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博士认为，在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打击犯罪不能仅靠一地之力、一部门之力，建立一套联动治理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