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重在保障司法公正

　　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学林认为，司法体制不改，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就缺乏有效手段。“这就像一场球赛，裁判出现偏向，就会影响比赛结果，甚至出现黑哨!”郎克宇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党政机关对法院审理具体个案的干预，废除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的逐级汇报制度，确保审判的独立性。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介绍，2002年起，台州地区法院率先尝试行政案件“异地交叉管辖”，将一部分由被告住所地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移送到其他基层法院管辖。调研表明，异地管辖案件，行政机关的败诉率明显上升，当事人的上诉率明显下降。2006年底，最高法院在台州市三门县召开相关司法解释研讨会，并于2008年出台《关于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中，吸收了这一有益的经验。

　　再比如提级管辖。从2003年起，浙江省高院明确要求对被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原告人数为10人以上的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原则上应由中级法院作为一审管辖法院。提级管辖减轻了基层法院审理以同级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的压力。

　　近日在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建议，“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域的行政审判机构审理行政案件”。他指出，因为是民告官，所以来自行政的干预很大，地方化、行政化倾向很大。要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要在立法上为司法体制改革留下空间。

　　强化监督，共建法治中国

　　德恒律师事务所徐凯认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困难，是来自于政府体系外的监督力量太小。第一是公民个体的监督，难以针对政府决策规章进行监督。第二是民意代表的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严重缺失，某些民意代表连沟通民意的作用都发挥不了，似有实无。第三是媒体监督的力量仍待加强。

　　针对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云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张宪伟说，政府违法成本很低，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行政执法监督行为尚未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方式简单、程序滞后。只有把制度的架构问题解决好，让行政执法者承担违法行为的后果，才能守法施政。

　　专家建议，进一步整合行政执法监督的力量，明确政府法制部门的执法监督权限，以规范性文件的申请审查、执法信息公开、制定和适用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的公开为突破口，加大对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第二，建立和完善系列制度，实现对行政执法主体、依据、内容、程序等的全面监督。例如行政考评制度、审裁分离与裁执分离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行政执法案卷制度、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第三，要让社会监督尽可能体现刚性，执法部门对于媒体监督、群众监督要有畅通合理的答复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沈福俊表示，建设法治政府是全民应当参与的系统工程，因此，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开展社会协商，发展社会组织。还要强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人大制度要与时俱进。

　　陕西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宋昌斌建议，重要领域的改革立项，要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更加注重基层群众的呼声，不能简单地以部门或领导的意见为主。一些法案起草，应尽量由第三方、中立部门和中介组织主持，而一些重大项目，可以让全民参与评估表决。

　　宋昌斌认为，现阶段的改革正在全面深化，整体上已由过去的观念更新，进入利益博弈。这就要求任何一项改革不仅要基于系统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否则会成为一些强势阶层和集团的“自说自话”，损害改革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调研小分队记者：裘立华、谭剑、张非非、程士华、李钧德、杨一苗、赵仁伟、熊琳、黄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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